中国出口产品的第二次结构大转变发生在1995年：中国机电类产品出口超过纺织服装类，开始实现由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向机电、高新技术等非传统劳密产品出口的格局变迁。
这一局面的出现与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正式明确了中国要发展市场经济的战略方向，以及1994年开始的汇率并轨等出口鼓励政策深切关联。可以说，上世纪90年代整体呈现了一派外贸领域积极奋进的场面。
有更多的人在划分外贸增长阶段时倾向于以1994年汇率并轨为分水岭，但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外经所所长张燕生认为，1992年开始的外贸体制由“双轨制”向市场经济这一“单轨制”的转变，以及1993年的初步实践，是为1994年汇率并轨和按市场经济建立的外贸发展机制做了重要累积和铺垫，自此，机电产品出口潜能开始获得释放，中国外贸的顺差也一路高歌。因此，张燕生将这一阶段指针的起点定位在1992年。
张燕生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这样描述：“从1992年10月正式确立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后，到2001年入世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并在财税、金融、投资、外汇、外贸、价格等方面取得了重点突破。”
这一系列“恩威并施”的改革，放大了市场竞争的压力，并开发了调企业的自力更生和质量取胜经营思路，客观上促使外贸企业重视调整产品结构。特别是1996年“以质取胜”战略和1999年“科技兴贸”战略的提出，则实质上加速了这一结构升级的进程。
数量有增占比却降轻纺产品“转向”求生1991年~1993年，我国政策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取消出口补贴、实行自负盈亏、推行外贸代理制；改变地区间差别外汇留成，实行以大类商品区分的全国统一外汇留成比例；运用汇率、关税等经济手段调节外贸进出口等。张燕生称，这次改革结束了我国外贸财政补贴出口、靠血本换汇的历史，使外贸企业逐渐走上统一政策、平等竞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工贸结合的良性发展轨道。
而1994年1月1日起实现的“汇率并轨”（即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人民币浮动汇率制度），使过去官方过分高估的5.3:1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和由市场决定的约7.5:1的中间价，合并为8.7:1，极大地刺激了出口的增长。张燕生解释说：“因为并轨前后的汇价相差1.2左右，等于出现了一个汇率的过度贬值。”加之这一年国家实行全面的出口退税制度，按照工业品、农产品和农产品加工品分成17%、14%和13%三个档，使当年出口退税平均率达到了14.2%，高出平均征税率11.2%整整3个百分点，也相当于变相对出口进行了3个点的补贴。
上述政策改革，使1991年~1995年的“八五”计划执行期间成为中国外贸增量突出的5年。据海关统计，这5年，中国外贸的进出口额累计超过1万亿美元，达到10144亿美元，年均增长19.5%。同期，中国制成品出口的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对中国出口起飞起主导作用的纺织品和服装的地位相对下降，机电产品成为主要出口产品。
1995年，中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达到了435亿美元，比1994年增长了37.2%，在出口额中的比重达到29.5%；而纺织品出口额却只有379亿美元，仅比上年增长10.9%，在出口额中的比重下降到25.5%。而且，当年的机电产品出口中，大部分单价有所上升，摆脱了过去靠数量扩张的增长方式。其中，电子类产品出口达163.35亿美元，机械类产品出口为159.88亿美元，轻工机电类产品出口达115.42亿美元。出口额超过20亿美元的商品有：收录音机及组合音响、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部件、钟表及零件。出口额超过10亿美元的商品有：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的零件、集装箱、电灯及照明装置。而出口额超过1亿美元的商品达到73种，比1994年增加了13种。
但是，张燕生也指出，纺织品和服装出口的下降，只是占外贸比重的相对下降，而其出口的绝对值还是在继续增加的。这是因为，由于中国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会长期存在，它们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地位短时间内并不会改变。中国作为纺织品、服装、鞋类等输出大国的地位，短时间内也不会走上亚洲四小龙对外转移产业的道路。中国的轻型劳密产品出口，在提高质量和附加值方面还大有可为。
事实也是如此，即便是在入世以后的今天，中国轻纺类产品仍保持了稳定的增长。而且，为适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需要，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正在大举进行出口战略转移，力图实现从拼数量和价格转向以质取胜，从赚取“来料加工费”转向自创知名品牌。
经过上世纪90年代上半期的这次结构转变之后，中国成为了世界出口大国，并建立了一个广泛的出口系列，囊括了从最低档到中高档的产品。中国出口在国际上的地位建立起来了。
超亏挂账表面繁荣外贸增长隐患渐显遗憾的是，“八五”期间中国外贸的表面繁荣，并没能遮掩住汇率和税率两个刺激因素带来的问题。一方面，出口增长和外资继续进入导致外汇储备速增，到1995年底已超过730亿美元，由此带来人民币升值压力。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从1994年初的8.7:1，一路升值到1995年的8.3:1，将之前的贬值对出口的刺激效应完全抵销。而在此前出口商品收购大战中抬价抢购和低价倾销的外贸企业已然深陷出口创汇成本上升的沉重压力。另一方面，巨额的出口退税加之监管不力导致的严重骗税，使1995年的退税额飙增400多亿元，财政承担乏力。因此，1995年7月1日~1996年1月1日不到1年时间里，国家不得不两次调低出口退税率：平均税率先降至11.2%，再降至8.2%。同时，为配合银行体制改革，从1996年1月1日起，银行体系决定取消对外贸收购贷款“不加息、不罚息、不停贷”的“三不政策”，并上调了出口信贷利率，使企业融资陷入困境。
一时间，由于不能及时得到退税，加上资金链收紧，外贸企业经营严重困难，并纷纷陷入亏损境地。在外贸高速发展中被长期掩盖的“只讲创汇、不讲效益，多头对外、恶性竞争”等矛盾充分暴露出来。这从1995年的秋季广交会成交情况中足以窥见：当届成交额比上年同期下降了20%左右，成为广交会历史上破天荒的一次。
外贸领域出现的困难，引起了主管部门的高度关注。1996年1月底，外经贸部部长吴仪在全国外经贸工作会议上，明确要求外贸企业丢掉幻想，苦练内功，切实提高效益，从根本上改变外贸超亏挂账出口，表面轰轰烈烈，实则隐患无穷的局面。
"以质取胜"应势而生"科技兴贸"催化转型
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看，1995年下半年以来的这段困难期，也恰恰成为了外贸企业自发革新较为成功的时期。从1996年起，国家不仅对出口鼓励政策开始谨慎恢复，外贸企业"以效益为中心、以质取胜、成本否决"的出口战略也正在形成。中国出口产品结构在政策和环境的变迁中，继续潜移默化地改善。
1996年5月份开始，出口退税问题逐步得到解决。国税总局在5月16日发出《关于严格审核出口退税加快退税进度的紧急通知》，针对纺织品、机电、丝绸行业出口困难较大的情况，又于6月初下发了《关于加快纺织品、机电、丝绸货物出口退税的紧急通知》，客观上支持了这些产品出口的恢复。在加快退税之外，政府还逐步恢复了对出口的金融支持，并主要体现在对机电设备、成套设备的出口信贷等方面，鼓励企业多出口高附加值、技术含量高的产品。比如，就在国家取消了对外贸企业贷款的一些优惠政策后，1996年成立的中国进出口银行仍然有重点地投放了大量资金，鼓励部分商品，尤其是机电产品的出口。这种有的放矢，推动了出口产品结构的调整。
特别是当年7月，主管外经贸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做了《认真实行两个根本转变，把对外经贸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的讲话，指出："外经贸工作也要实现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和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式向集约式的两个根本转变。"这标志着中国外贸的发展战略将从出口创汇型向效益型转身。
江苏苏美达集团总裁余本礼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回忆，1996年，外经贸部向广交会提出了优化参展企业结构、商品结构、服务体系、展馆条件、服务设施以及交易秩序的"五个优化"要求，以适应外贸体制改革需要。对"五个优化"的贯彻，使广交会的整体办展水平再上新台阶，同时提高了展品质量、档次和科技含量，促进了出口成交。他记得，为进一步体现对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鼓励，广交会开始专设电子信息产品展区，腾出流花馆一层进馆最醒目的位置，让符合条件的高新技术企业入驻。当时，四通、北大方正、联想等新兴的高科技企业与江苏、上海、广东等地的资格企业一道进区布展。然而，由于当时的广交会还重在交易，到会采购商也主要以采购中国一般加工制成品为主，采购高新技术产品的专业客商很少。但随着进入广交会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不断增加，相应的专业采购商越来越多，广交会的参展商品结构不断优化。
从外部因素来看，20世纪90年代，跨国公司开始将一部分零部件制造、组装等生产环节转移到中国，而台湾省及东亚其他国家则开始把IT等产品的部分生产工序转移到中国，加速了中国外贸产品结构优化。
就在轻纺类劳动密集型产品开始寻求升级，机电类出口产品逐步释放的同时，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也开始酝酿。
在1999年初召开的全国外经贸工作会议上，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结合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形势，提出了在外经贸领域实施"科技兴贸战略"的要求，并得到了中央的批准，"科技兴贸"战略正式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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